每饭常忧国，志远转迂疏。
一水分南北，劳君独荷锄。
——张謇
明清两代，新状元照例授从六品的翰林修撰，张謇也不例外，来到翰林院上任。初尝成功喜悦，构思着新的人生旅程。他清楚地知道，因翰林为皇帝近臣，即可平步青云，成为朝廷重臣，升迁至尚书、宰相者不乏其人，如同自己的恩师翁同龢。历代状元中就有80多位至宰辅，故翰林又有“储相”之称，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可是，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中国惨遭败北。张謇在京都谈时局时多次义愤填膺，凄然而哭。他上疏弹劾李鸿章：“渄特败战，并且败和”。继又联想到日本，“土地面积少于我20倍，人口少于我10倍”，所以能胜我者，关键是国富兵强。要想富国安民，除了坚船利炮，更重要的是经济实力，于是强国之梦在脑中愈来愈烈。
可是，慈禧太后六十寿庆并未因战争而受影响，她仍挥金如土，京城内歌舞升平。中秋节，慈禧去游颐和园。正要回宫，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雨。“太后圣驾到！”一阵尖叫声由远及近，等后在朝房里的朝官霎间如骨牌一样，在御道旁黑压压一大片跪倒在两旁，按身份品级，刚中状元任六品官的张謇跪得较后。慈禧太后好像有意考验大臣们对自己的忠诚，大轿十分缓慢地从夹道中经过，大臣们在大雨中谁也不敢抬头、直腰，只是诚惶诚恐地磕头如捣蒜地高声诵着：“恭迎皇太后圣驾！”雨水如无数条小蛇，直往领口里钻，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的张謇心中不由泛起难以言表的痛苦和惆怅，心想自己苦读大半生考中了状元，就做这种官吗？就这样浑浑噩噩做一辈子磕头虫吗？花顶帽子上褪色的红水，顺着一张张脸颊往下滴淌，如一个个海战中的伤亡将士，所跪的四周一下变成了殷红的泽国。个个双腿麻木，身发寒冷，心在战栗。张謇心想这种拜倒在人脚下无所作为的官有何意义？“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战事危急，救国在即，张謇与翰林院同僚分别三次上奏无效，不禁心寒流泪。五月二日，康有为联合18省多名举人上书，要求*府“下诏、迁都、练兵、变法”，整个都察院泪海一片，院门阗塞。
九月十八日张謇得父亡讯，更是痛心疾首，“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二十日急南奔治丧，恸哭不已。守孝期间的张謇得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全部内容后，张謇倍感耻辱，痛心疾首地在日记中写道：“和约十款，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激昂愤慨地说：“亡国之马关条约，朝庭能忍，吾四万万同胞不能忍，吾欲大声疾呼，坚决反对。”。权臣当道，国事日非，震憾张謇，不得不作痛苦反思。父亡、国辱，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痛楚。张謇痛定思痛，根在*府腐败无能，如此之官当之何用？清水不入混潮，岂能同流合污！源在国家贫弱，“吾通因世界之趋势，知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救治之道唯有实业、教育。
八月九日，张謇与张之洞在南京整整谈了一天，提出“练陆*、治海*、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等八项主张。十月间两人再次会面，张之洞开门见山说：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来开设工厂，吾等应先建厂，在苏州、南通招商集资先建一个。
张謇经“踌躇累日”思考，自己从秀才、举人到进士，这条路走了整整40余年，按照传统习惯，应该是做官、升官，直至宰相，状元宰相是封建士大夫最美满的理想。然而，面对现实，国势日衰，而当道者不足与有为；“欲国之强，当先教育。”而“欲兴教”又须“先兴实业”；洋货输入以纱布为大宗，振兴实业当以棉纺织为急务；通州盛产棉花，家习织布，棉花输出，洋纱输入，日盛一日，利权外溢，无异“沥血肥虎”，更应急办纱厂，以资抵制。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张謇感到“中国恐须死后复活，未必能死中求活”，“救活之法，唯有实业、教育”,于是乎“感激时会而奋志农工”。他刚刚踏上仕途，却又作出了人生新的抉择——责在我辈，弃官从商。他完全可以在仕途上再发展，却又战胜“小我”，决心大写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字。他可以为做事而舍弃做官，却不愿为做官而耽误做事；宁可放弃翎顶辉煌的前程，却不愿放弃任何可以做实事的机会，走向叛逆和新生，走自己的路。于是，借为父守孝三年之名，抓住机遇为家乡做点实事、善事，以报国、报江东父老养育之恩。
次年，张之洞正式委托因父丧在籍守制的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正合张謇实业救国之心意，又因两江总督的委任，也找到了一个离京辞官的托词。于是，才戴上红顶又自弃花翎，着手首先在通州城筹办纱厂，走上了以家乡为根据地的实业、教育救国之路。
光绪二十四年（），张謇为父亲丁忧守孝期满，启程往京师翰林院销假。在京得悉有人“误国无状”，新旧两*斗争激烈，翁同龢受守旧派围攻，处境艰难；朝廷发行公债，各省反应冷淡，有的州县“计亩苛派，按户分日严传，不到者锁拿严押，所派之数，不准稍减分厘。”；恭亲王奕祈去世朝局将变；访翁同龢，张謇谈及在孝假期间办厂、垦荒等实业已经开场起步，颇得翁师欣赏；翁为光绪帝所拟“明定国是”诏书，次日颁行天下，“百日维新”开始；翁被开缺回籍，清晨离京还乡；光绪神采凋索，退出宫门；城内“贫民饥噪，伙抢米铺三十余家；朝局将大变，外患将日亟，人心惶惶。一连串的重大事件，震撼着张謇。他赋《乍雨》诗云：
未测天性情，朝来乍雨晴。
稍当祓尘土，一笑看风霆。
张謇深知京城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唯南归实业救国，便撰函辞谢，并办理请假手续，初三清晨立即离京南返。
次年（），已“重被革职，永不叙用”的恩师翁同龢为《张季子荷锄图》题赠诗：
平生张季子，忠孝本诗书。
每饭常忧国，无言亦起予。
才高还缜密，志远转迂疏。
一水分南北，劳君独荷锄。”
诗末以注：“耦耕之约不能践矣”。还有牧业图，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张謇弃官还乡，救国为民，报效家乡的宏图之志。恩师也好，家乡民众也好，都对他寄予厚望。
光绪二十六年（）春节起，张謇决定蓄须明新志，坚定弃官从实业、教育，决心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待到须成当请人画一像，寄予三兄。初六写下《蓄须》诗有云：
齐齐发覆额，易卯曾几时。
但凭镜中颜，坐惊日月驰。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张謇集句成联云：
进不登龙门，退不求名位；
出当饮美酒，归当读奇书。
张謇儿媳陈石云说：“张謇生平痛恶做官，常言中国之大患，在于做官为营业、荣幸，小官不知为民服务，大官不知何谓*治，欲救中国先须提倡不做官。故南通各种专门学校均悉有，而独无法*学校也。”是对张謇弃官还乡从事实业、教育救国之动机的有力佐证。
宣统元年（），57岁的张謇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又见官场腐败、勾心斗角、刀光箭影、上台下台的如戏场。自己弃官从业，利国利民，已初见成效，自有一番乐气。三兄买得一试县令，最终也跟随自己从助实业才有了新的天地。虽实业、教育也历尽艰辛，却意义远胜混迹官场的空名游戏，确认自己的路走对了，还是实实在在地为国为民做点实事好。于是，五月十三日，在给侄子仁祖的诗中表白、规劝说：“观世已烂熟，岂复热荣官。茫茫人海中，期汝一更练。”
宣统二年（）张謇作《逢官便休四首》：
逢官便劝休，言下一刀断。若还须转语，溺鬼不上岸。
说著官已怕，逢官便劝休。但愁休了后，学得老农不。
若逢禹稷契，薰沐进之位。逢官便劝休，正为悠悠辈。
前车复不已，后轸来方遒。安得恒沙舌，逢官便劝休。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在第三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作了最确切的评述：“张謇在青年时代曾致力于功名，年逾不惑，始中状元。按照‘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传统，一条为官之路已经铺在面前。但是，在国家危亡之际，特别是面对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张謇毅然放弃仕宦前途，决心以兴办实业和教育，实现其救国的抱负。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事必躬亲的精神，从事家乡建设，企盼它成为‘新中国的雏型’。”
一举两善兼，分畦树榆桑。
桑叶供饲蚕，榆根供作香。
——张謇
光绪元年（）九月二十五日，23岁的张謇江南恩科乡试名落孙山，自叹：“文字果需福命乎？”然败不馁再苦读，在读《朱子名臣言行录》时，读竟复读，不觉失声称快，以销胸中抑郁。一天，张謇赴邻翁家饮酒，蟹肥鱼美，浊酒满壶。席间，田舍老农讲农圃桑麻，张謇细听着，一字不漏地刻在脑子里。心想自己学业仕途成也为桑，败也为桑，可种桑养蚕兴农，丝绸绢帛兴工。这为日后的路播下了种子。
当年秋天，张謇家门前横河边上一棵棵桑树挂满桑果，红、紫、黑各色皆有，张謇想葡萄制酒红、酸、甜、醇，桑果岂不也是如此？便摘采了一淘箩试着做酒。次年三月初九，徐云锦、刘逢吉、秦驾鳌等来到张謇家中，张謇即以自酿桑茗招待，又谈及栽桑养蚕之事，众人赞许不已。
光绪六年（）四月十九日，张謇随吴长庆赴天津途中，经德州桑园，走访栽桑养蚕取经。
光绪八年（）吴长庆奉命督师赴朝平乱，张謇为之策划前敌*事。平乱回国，吴要专摺保荐，张謇力辞不受。第二年，吴病卒，督抚名公都想罗致张謇为幕僚，均遭婉辞。张謇回归故里，继续攻读的同时，为乡里兴蚕桑，办义仓，试种芦穄（海门特产，一种形似高粱，甜如甘蔗的高杆作物）制糖。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试芦穄糖：芦穄42两，榨汁9两5钱，渣26两，皮去6两5钱，收膏1两5钱，膏如厚饴糖。他悉心研读徐光启的《农*全书》，联系个人心得与当地风土农情，撰成《棉谱》一书。
通海地区农民本无养蚕习惯。光绪十二年（）四月，张謇礼部会试未中，对“学而优则仕”一时丧失信心，拟另辟溪径。当时浙江南浔富商多多，源于兴蚕桑出丝绸。张謇想到家乡通海平原，土质肥沃，若种桑养蚕，也可开辟一条新的脱贫生计，惠及乡邻。回家后吐露心迹，老父一面激励他不要灰心科试，一面赞同他兴桑为民，两手准备两路走。随后，张謇协助父亲集资去湖州购买桑秧，到处劝乡人赊购先种，待有了收获时再归还，并分送《蚕桑辑要》技术小册子，宣传普及蚕桑知识，以推广栽桑养蚕。张謇认为“中国兴实业”，责任在“士大夫”，打算“致力于实业”，只是苦于自己无职、无权、无钱、无凭借之力，只得从自己做起。因通海古无育蚕习惯，经验缺乏，张謇先与家人亲自实践，摸索经验，为乡里示范。虽得一张蚕种计一方半，却仅得蚁蚕十五分之一，其余都未出蚁。家人将这仅有的部分蚁蚕精心喂养，闰四月初旬春蚕吐丝成茧，夫人徐氏帮助自行缫丝得银36两。张謇与家人虽尽心尽力，结果却不尽人意。人家既成，我何不成！张謇并不灰心，又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农桑世所业，荼荠吾可采。”，“分畦树榆桑，桑叶供饲蚕”。在亲自试验、改进、示范、劝民栽桑的同时，年，又禀请海门厅同知（县令）王宾通过行*手段广为劝谕兴办蚕桑事业，未料民间反应竟是非常冷谈。求助于官府既然无效，于是又转向“议仿西法，集资为公司，市桑秧，听民诣领。记其数若居处，不取值，三年后叶可供蚕，计树本加息二分责偿”。这个办法本可行，但由于缺乏资金而未能实现，结果仅仅是买回几千棵桑苗散卖给乡人种植而已。
经过四五年苦心提倡，仍毫无起色。症结何在？原来此地缫丝业极不发达，新茧上市时只有少数丝棉店用重秤压价收购很少一部分，形成丝不成市的冷落局面。如果运到上海、苏州贩卖，沿途又要受到厘卡重重盘剥，十有八九都以蚀本结果。由此自然有碍种桑养蚕。
张謇认为“欲固国必去厘捐”，力主裁减厘捐税，从税制减负来鼓励种桑、养蚕、缫丝。光绪十八年（），张謇邀集一批人，向海门厅报告请予援助关照，由王宾禀请两江督抚院批准宽免丝捐十年。几经周折，总算勉强同意，由此海门农民纷纷栽桑养蚕售茧。可是，江南缫丝业收茧有限，销路不畅。他又劝县官像无锡那样，就地招商开行收茧，在茅家镇创办了首家茧行，自行经销。到光绪二十二年（）年为止，通海地区先后设立了3个茧行。
雪白的蚕茧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只将原茧出售，大利都给了缫丝厂和丝绸商，必须自行加工以增值增收。光绪十九年（），商定由王宾招商，张謇扶助陈象珩（此人先提倡机器轧棉，后积极劝人种桑养蚕，在海门搭连镇开设茧行）、刘桂馨（通州纱布商，后任通崇海商会总理）等建立“茧灶”三所，称三公司。其中常乐镇、搭连镇2所在海门县境内。可是，缫丝不得法，茧又无销处，厘捐仍颇重，阻碍着蚕桑业的发展。
光绪二十年（），张謇坐镇常乐组织缫丝技术攻关，推广了常乐镇茧灶技术。次年，筹建大生纱厂之初，张謇曾有过在纱厂兼设缫丝机盆的打算，先办纱厂，同时发展栽桑。通州知州汪树堂援请免捐，刘桂馨、陈维镛即在通境劝民兴农桑，购办桑苗发给农民种植，并援照海门成案，禀请地方官详准宽免丝茧捐10年，在川港、三十里两处设灶收茧，两行并兴。因蚕桑初兴，不得不宽放价格鼓励蚕户，以致亏折巨本。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张謇为发动蚕桑事业，带头在祖坟地都种上桑树，并宣传讲授种桑养蚕的优越性。海门素有墓地种柏以示松柏常青之俗，又有“崇明人（海门人）盘篮风”一哄而起之习惯，听说张状元都在古墓地栽桑养蚕，便效仿成风。海门又增一行，放价争收，乡民获利而加速发展。计凡两年，海门增植桑树不下百万株，邻近的泰兴、如皋、靖江等县也接踵兴起，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兴桑养蚕热潮。
正在蚕业大兴之际，新任江苏厘捐总局总办穆克登布却见利眼红，立即背信推翻丝捐成案，金陵厘捐总局亦翻案，严督厅州勒商补缴历年已经免除的丝捐，令每灶捐洋元。丝商不能承受，怨愤交加，不得不以闭行抗议。知州汪树堂即将川港、三十里两处茧灶封闭七年。王宾以示谕在先失信不义，与张謇力争之。十二月上旬，张謇拟定《遵办通海纱丝厂禀稿》呈张之洞。
光绪二十三年（），海门同知惟恐蚕农由于失去生计而愤起反抗，恳劝丝商按去年价格的十分之三收购上市蚕茧，姑塞民望，才算勉强度过难关。可是，丝商的损失又转嫁到蚕农身上，严重损害了农家养蚕的积极性。这年，湖州人到通海一带贩卖桑秧，竟很少有人问津，结果连老本都赔光了。
提倡蚕桑的失败使张謇受到很深刺激。张謇无限感叹：“通海蚕桑之风方开而闭，则厘局为之也。”张謇给友人函中，透露近年于办蚕桑中与官吏交涉之甘苦：“精神智虑费于事外者十七（十分之七），尽于事中者十三（十分之三），益知腐之木，般尔不能雕，必死之人……对刘坤一亦颇失望”，“然而，（顾）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藜洲原臣视民水火之义，因常闻之而识之矣。凡夫可以鼓新气、祓旧俗、保种类、明圣言之事，无不坚牢矢愿意、奋然为之，以为天下之大命，吾人之职业也”。张謇拟《请兴农会奏》，强调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要仿西方讲求学农，行西国农学之法，为保护许以自由之权。张謇致函《时务报》的汪康年，呼吁申民权，以为所恶于君权者，官毒之害也，欲保君权，须先去官毒。官毒不除，难保民权，失去百姓，最终君权也不保。
张謇悻悻然向朋友大发牢骚：“夫今日官之贼民，不足奇也。所奇者，不知民为谁何之民，而官自以为贼民乃可效忠。”对*府的不满溢于言表，但根本立场仍是忠君爱国。所以，他在骂官之余又转而责备商民：“民之疾官，不足奇也。所奇者，知官所为非朝廷之为，而弃塞生计，宁为荼毒以同尽”。他劝商民不要把官吏的贪暴记在皇帝的账上，千万不要反对朝廷，应该把希望寄托于将来好官日增“布满天下。又撰《论商会议》大呼：“天下之大本在农，各府宜分会”，“凡事听民自便，官为持护”，“农户、商务者，民生得丧之林，即吏治修坠之境。日言变法，而不于吏治民生是务，未见其有益矣”。由此也可见张謇早已提出了“民生”的理念，后又逐步强化着“民权”、“民族”，形成了强烈的“三民”思想观念，为孙中山辛亥革命的“三民主义”孕育、奠定着思想理论基础。
光绪二十七年（），在通海垦牧公司围海造田展开之时，张謇在制定《通海垦牧公司招田章程》中，就将垦区种桑列为佃户种植的9种经济苗木之一。
光绪二十九年（），张謇考察日本回国后，见通海植桑养蚕之副业由于捐税太重，商人无利可图，一些茧行、烘灶被迫停业。知州王仁东莅临通，适奉派办处饬发桑苗劝民种植，并饬援照清江成案，请求清*府免捐三年。如每年能栽桑10万株者，再请展限3年，并请张謇出面集股筹建蚕桑公司，筹集股金2万元（实收元），于唐家闸建阜生蚕桑染织公司，高清任经理。公司之建，缘于王仁东“念农业之不昌，而弃货于地之可惜，慨然为复请免捐，谕董集公司兴办”之请。张謇遂与高清、魏诚经、龚璋、顾昌鼎等人制订“始、中、终三年”发展业务规划，并撰《通州蚕桑公司集股办启》，《为创设蚕桑公司禀请立案呈文》。计划分三步开展业务：第一步，树桑、课蚕为始事，设蚕桑学校和染织传习所，招生学习选种、育秧、栽桑、养蚕知识，以培育技术人才；第二步，设庄收茧为中事，造茧灶，设茧行；第三步，织染为终事，购置缫丝盆和织机。旋经张謇与两公司商议，改按每灶烘干茧担，认捐洋元，8折厘捐。
光绪三十年（）正月三十日，李审之来电转述商部左丞相唐文治嘱张謇办商会及丝茶大公司。张謇复函中云：“走以通州人经营通州一方之实业，八年之中，立大小公司者十，实已心瘁力殚，所同心共事者，一兄（张詧）与三数友而已。若更承上二事，则须常驻沪，而通州一方之实业必荒”，因而辞之。后由张詧、张謇、高清创办阜生蚕桑染织公司，以开农智、兴工业、通商利为宗旨。张詧、张謇、高清议乃招入实业之款，作为实业股本，先后共招入银元，禀部立案定名。其建筑设备所费：包括厂屋机件、生财器具、丝篮茧格合银元。定兴桥分灶房屋40间，银元。四杨坝分灶房屋6间，银元。厂屋茧灶间，银元。织绉机41张，银3元。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蚕桑学校学员们初步掌握了种桑、育蚕、烘茧等技术，阜生蚕桑染织公司以自缫之丝，先行试织花色绸绉，名曰：通绸、通绉。设备用江阴式铁木丝织机，当时年产绸绉多匹，棉织品1万多匹。不久，公司又在附近增设染织考工所，聘用曾被派往日本学习染色工艺的学生和日本技师，仿造各种绒线毯、丝缎带和丝棉绸，产品精美价廉。然而，因利润不高，公司开办3年，帐面亏损达2．1万多元。
为发展蚕桑业，张謇命南通农校开办了蚕桑科，以培养技术人才，设有养蚕法、蚕体生理、蚕体病理、蚕体解剖、显微镜使用法、制丝法、桑树栽培法、土壤学、肥料学、害虫论、蚕种检验法等11门专业课程，并注重养蚕、制种、栽桑、缫丝等实习。蚕桑讲习所设本科、简易科二种。并致函万国蚕桑改良会，代购销良种纸蚕种，以改江北土制纸蚕种。
宣统元年（），通海垦牧区桑树成园，农民收入达规元。又在蚕茧产地海门定心桥设立烘灶，就地收茧、缫丝，使成本有所降低。当年盈利元。公司主要经营缫丝、染织两项业务，其所以有盈余，都靠出售生丝，有时甚至将收购的蚕茧转售牟利，成为商业经营。
宣统二年（）间，上海市场萧条，海门产品销路呆滞，而栈租、亏磅、利息等支出甚多，通海茧商普遭亏损。张謇仍念念不忘蚕桑，因为农妇“不能及于穷檐部屋……诚欲使妇女习勤于农之外，兼事工以广生计也。”
民国二年（），张謇回顾通海地区十年蚕桑业探索发展史，经历了多少曲折风雨起伏，有亏有盈。
年，亏．元，职员30人。
年，亏．元，学生50人。
年，亏．元，织工人。
年，盈．元，公益元。
年，盈．元，公益70元。
年，盈42．元，公益91元。
年，亏．元，公益元。
年，亏．元，公益元。
年，盈．元，公益元。
年，盈．元，公益元。
十年中，半亏半盈，统算虽亏．元，但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栽桑养蚕技术得到了普及和提高。
民国三年（），平安村（今启东民主乡）刘绍友等一批农民又从浙江湖州一带大力引进湖桑扩种、发展养蚕业。可是，奉巡按使通饬照苏属章程，每担完税洋达8元之多。各茧商以税愈重则弊愈密，禀请设立通海茧业公所以维持，并奉通饬通海地方官严禁私灶烘箱、路贩以免纷扰。然以税重之故，固未充分推广。
阻碍蚕桑业迅猛发展的阻力种种，税赋过重为主要因素。张謇在继续争取减税的同时，注重培养技术人才提高单产增效。民国八年（）十月二十日张謇视察蚕桑讲习所建筑基地，以便蓄势待发。
据史料记载，张謇在世最后几年的海门产茧数如下：
年担。
年担
年6担
年担
年担
年担
年担
年平均数担，换算为吨。
张謇为海门蚕桑事业呕心沥血，奔走呼号，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在海门的蚕桑史上出现了第一次浪潮。更重要的是积累了栽桑、养蚕、加工、经营的经验，培育了一批技术骨干，为以后的蚕桑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只因腐败*府的苛税重重而未能实现他的理想目标。
惜哉，张謇倾心提倡的蚕桑事业，未能如愿。
伟哉，张謇造福乡里的毅力，苍天可表。
张謇50年开拓了海门蚕桑业道路，为以后的发展扎下了根基。据史料记载，张謇逝世后的海门茧量：年担，年担，年担。随之出现了收购、烘茧、缫丝、织造等工商业。仅茅家镇就有业主陶元昌开设的茧行，店号“陶万源”，大儿子陶永茂开设“东陶万源”，以及“新陶万源”、“西陶万源”等丝线店，雇工缫丝、印染、制线。年，仅在海门地区开设茧行就有25家，茧灶多座，收购鲜茧加工成干茧担。他们分别如下：
名称组织性质地址茧灶（双灶、座）烘干茧量（担）
王正大合股茅家镇
祥泰勤合股茅家镇
王正源合股茅家镇
陶元昌茅家镇6
阜康顺合股茅家镇北
达生合股茅家镇
徐双成独资茅家镇
裕生合股三和镇
正大仁记独资三和镇
李天宝独资三和镇
正生独资坝头镇
吴张泰合股吴家镇
洽昌合股大洪镇
阜生合股定心桥10
日丰合股江家镇
阜源合股天星镇6
福源祥合股汇通镇
永兴合股二匡镇
倪万春合股长兴镇
和丰泰独资凤凰桥6
同裕公合股六匡镇6
公泰合股狮子镇
义兴合股木行头
董和济独资连元镇
孙同济合股常乐镇东北
上述烘干茧以1：2．4折成鲜茧担。这是海门蚕茧史上的盛世期，产茧超万担，即换制算为吨。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丝市开始衰败疲软，茧价下滑，县内养蚕锐减，“茧灶”逐渐毁掉，至年解放时全县产茧仅4．2吨。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海门通东地区棉花*萎病加速蔓延造成棉花减产棉农减收，便掀起了一场缩棉扩桑的大动作，让土地增效农民增收，出现了又一次蚕桑业大发展，4年产鲜茧吨。
为瞻虞墓宿虞楼
江雾江风一片愁
——张謇
同治十二年（），张謇初次去江宁，不忘向各恩师辞别。二月十七日，登门拜访师山书院山长孙寿祺，师曰：“初不知子窘若此，早知当在通为子觅一津贴之资，出门以不失本色为戒。”并置酒招待张謇，夜宿师母处。张謇每当回忆他与孙师一家的友情，“最为师母钟爱，今师母家况如洗，犹为远游人谋及征囊，感念之忱，何时可已！”
张謇后来在江宁，获悉孙师去世消息，“言念往昔，泪不能禁。”光绪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孙先生病逝，张謇感恩知已，有泪如泉，作挽联：
师无疚乎亲民官，所去见思，旧下寻常皆治谱；
我何为者报恩子，悲来横集，行年四十尚公车。
光绪元年（）七月十五日，张謇老师、曾为其冒籍出手援助的屠敬山（晋师）逝世，不忘旧恩，题挽联：
知已感生平，当年泪洒穷途，援我片言珍九鼎
人情嗟叵测，他日传编循吏，让公一席占千秋
张謇从学江宁李小湖，时间虽短，但师生情谊深厚。光绪四年（）正月二十三日李师病逝，张謇便在日记中写道：“知李师于初八日归道山，惊胆欲绝。余之得见吾师也，以文字始，而每见必加策厉……”。二十七日撰挽李师联后，又去吊李师之丧。
光绪十二年（），以“九百九十九”剌激张謇发愤读书的宋璞斋先生病逝于山东，虽在冒籍劫难中璞斋曾有过节，但老师终究老师，张謇仍哀伤无比，即赴西亭协助处理后事。璞斋儿子宋金绶年为某官衙文案，卒于浙江，张謇闻悉，忆起当年兄弟般的情谊，情之切切，痛之深深，作挽联一副：
遗恨几何，儋石家怜君有母
闻丧一恸，廿年前事我为兄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八，张謇于西亭时还去祭扫老师宋效祁（蓬山）墓。
徐云锦，字石渔，张謇尊称其为“石师”。道光庚戌恩贡生，就职州判，后为教谕后选，笃于学，终身授徒，从而成名者前后数十人。张謇十五六岁时拜徐云锦为师，师生长谈，谈兴甚浓，发现张謇智商非凡而大喜，惊呼：“张氏有子，后代必旺。”知爱之深，有心培育。石渔与彭年年差一二年，素为好友。张謇18岁时，又荐族女徐蒨宜许配于张謇。其间张謇正遭冒籍风波，辗转如皋、金沙、海门，囊中羞涩，心力憔悴，一岁殆无宁日，石师选《四书文》、《明正嘉隆万天崇文》、《朱子四书大全》等指导阅读、作文。张謇19岁起从赵菊泉为师的同时，又常从石师问业。石师生有7个儿子：逵吉监生、彰吉贡生、皆吉八品职衔、康吉附学生、孚吉科副贡生、升吉附学生，可谓“粒粒芝麻爆响”。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八日，张謇题联相赠：
大儿文举，小儿德祖；
古事仲舒，今事崔林。
上联，“文举”为东汉孔融的字，“德祖”为西汉辞赋家杨修的字，意为徐师数子皆卓然不凡；下联，崔琳、董仲舒同为唐代名人，有云：“古事问仲舒，今事问崔琳，尚何疑？”，意为徐师品学堪师。
张謇对徐石渔十分敬重，常登门拜访问学。石师也厚爱张謇夫妇，时而上门。来往甚密，受益甚多。张謇中了状元后，建造濠南别业，子孙满堂，需要一名家庭教师，便将石师的侄子徐月如请去当家教。月如敬请张謇题联，张謇便在棉料纸上题赠一联：
天下无疑知力定
读书有味觉身闲
月如如获珍宝，请裱画师将其精工裱就，每逢新春佳节或婚喜之时悬挂堂内，以点缀厅堂增光添彩的同时，也教育后辈勤奋读书。徐氏宗族皆受熏陶，因而后辈都重视读书，在教育界工作的就有20名之多，在张謇实业中任职的达8人之多。
徐于光绪十八年（）正月初四日卒后，张謇奉大人之命作挽联一副：
高居却聘，笃老传经，伟兹海噬耆英，有生七子能继美；
树种书成，看花约在，愁绝学堂风雨，先春三日为招魂。
同月七日张謇撰写《徐先生墓志铭》，全文字，楷书，勒石成碑，碑青石材质，长66厘米，宽66厘米，厚8．5厘米，立于常乐镇西北3里徐石渔墓地东侧碑亭内。
同治十二年（）九月，张謇得悉赵菊泉生病，专程前往茅家镇探视。
光绪元年（）10月，为赵师生日，已上江宁任职的张謇特地赶回茅家镇与几位同学一起上恩师家祝寿。
光绪八年（）六月张謇致函赵菊泉先生赠银20元。后赵菊泉病逝。张謇虽因公务在身未能赶往无锡吊唁，但曾写过一篇《无锡赵菊泉先生像赞》言及：“不城府以滴真，不崖岸以拒人。拥皋比，历道咸同光四代，陶英育秀累百辈。其施其蕴，肫肫然符于仁。耄耋而气春，江海而名尊。呜呼！无类之教，将宏泗滨。其法无归，其道无新。若先生者，可谓人师之职帜，学官之凤麟。”，以表纪念。张謇高中状元后第五年——光绪二十五年（）的二月十一、十二日，张謇谢绝文武百官迎送，专程前往无锡惠山拜谒菊师墓，“尊酒俎肉，一献一拜，曾何补于三载教诲饮食之恩万一哉！为之感恸。”来到墓前含泪跪拜。还为赵府写下“入孝出弟”门额和“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的门联以志纪念。
张謇回海门后，每当想起菊师长眠于山坡毛草丛中，总于心不安。于是，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张謇与周家禄、沈之瑾、秦驾鳌、沈燮均、徐孚吉等诸君集议筹资，于茅家镇训导署学舍后（今海门中学校园内）动工兴建“赵亭”。十三日撰写《请建赵亭禀牍》，后刻石嵌壁。四月十三日，张謇于常乐家中题“赵亭”名，并题联一副：
人通利则思其师，几席三年，获落何堪高第列
公魂魄犹乐兹土，衙斋咫尺，风流敢告后贤知
上联谓愧负先师赏识，下联谓师之遗范可励后贤。亭内有遗画像刻石碑，张謇题写碑文：“无锡赵先生彭渊，官海门训导时，余从之游，提撕奖假，唯恐不至，三年未收学费一文。海门能文之士，亦多游其门下。此与周彦生、沈仲瑜诸君集议，建亭于学舍之后，画像刻石，以志遗爱。”（6年8月张謇逝世80周年纪念日，该处新建的“弘謇园”举行揭幕开园仪式。）
年十月，张謇再次至无锡谒赵先生墓。
年三月，奉*某部旅长毕庶澄来见，并言将往无锡，张謇令其一定要保护好无锡大成巷菊师宅。
翁同龢（-），字叔平，晚号松禅，江苏省常熟人。咸丰状元。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均坚决主战，支持维新变法，为“帝*”的重要人物。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翁师被慈禧“开缺回籍”常熟。张謇时在京城，闻师被开缺回籍，四月三十日赋《奉送松禅老人归虞山》赠翁同龢：
兰陵旧望汉廷尊，保傅艰危海内论。
潜绝孤怀成众谤，去将微罪报殊恩。
青山居士初裁服，白发中书未有园。
烟水江南好相见，七年前约故应温。
五月十三日，翁同龢离开北京，张謇和其他门生故旧赶到永定门外马家堡京津火车站为翁师送别，痛哭流涕。不过半月，张謇即以“通州纱厂系奏办经手未完”为借口，再次向翰林院请假，匆匆离京南下。十月十九至二十二日闻“上疾有谬”，又闻“虞山重被革职，永不叙用之命”，张謇为翁师而忧。面对慈禧整压变法，谭嗣同被杀，康、梁被迫逃亡，翁师被革职的白色恐怖，张謇不怕殊连，冒着风险关心照顾恩师，一江之隔书信往来不断，多次去常熟探望彻夜深谈，出资为翁师建造隐居的“瓶庐”。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张謇派人往常熟翁同龢处，送去《东游日记》、银元、稻米、鱼干、百合等，并书信一封。翁师阅《东游日记》后盛赞其“凡所咨度，步步踏实”，并嘱“所记皆综其大端而切要，可仿者其凿井、牧牛二事乎。”
光绪三十年（），张謇抵常熟两次探视翁同龢，“见松禅于病榻，颇惓惓于旧恩，大臣固应尔，抑西人所谓特性也”。两次谈话均“颇及宪法”，张謇将问答一一记下。翁同龢望张謇将《宪法义解》速为传播。二十五日张謇生日，张詧办酒邀诸友为弟贺，才见报载，确知翁师于十九日夜去世。张謇无限悲痛，当日含泪写下日记：“去十八日二日耳，遂成千古永诀。追维风义，岂胜怆痛！铭志之属若预言之。因念有师友风义者，至此而师尽。即二、三好友，若周彦生，若顾延卿，若范肯堂，均老病支离，不复能如昔时意气。思之可痛！”二十六日，张謇得翁宅讣告，告以翁同龢临终遗命以自挽联属书，又令草遗疏。联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张謇即遵遗嘱写瓶师自挽联，并写挽瓶师联一副，一并亲自送达。张謇在悼词中将翁同和比作北宋时期著名的*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和司马光：“有宋名臣以文学*事显者曰欧阳修、曰司马光，求之近今，足以媲匹者，其为吾师翁公”。翁氏为张謇恩师，二人志同道合，感情笃厚。翁同龢去世令张謇悲痛异常，感叹翁公生不逢时，如在乾隆盛世，自可与嘉庆帝师朱珪媲美，如今竟未能像同治帝师李鸿藻（谥文正）得以善终；又认为《后汉书》中尚有记灵帝时*锢之祸的《*锢传》以代官书、正史，明代沈德符所撰的《万历野获编》足补史传之缺，现在不指望正史记载翁氏遭受后*迫害，只期望野史能对他作出公正的评述。便于同月二十七日题挽翁同龢联：
公其如命何，可以为朱大兴，并弗能比李文正
世不足论矣，岂真有*锢传，或且期之《野获编》
张謇认为，恩师驾鹤西去已无法挽回，最好的怀念是实现他的愿望和嘱咐。于是，连致三函赵凤昌，询《宪法义解》等书“印成否？应早成矣。”，“印书必望速成、速布、速进，并望以百本即见寄”，张謇热望借日本明治维新推动中国宪*改革。第二函询张之洞立宪立场。第三函闻载振赞成立宪，“北方殊有动机”，故“日盼印成之书到眼”寄出。同时更加速实业推进。
六月十四日张謇又作一首悼翁联：
必能爱国家，乃能爱才，天日如临，贝锦未妨谋谮甚
幸不死有司，亦不死贼，风云何限，盖棺始觉受恩多
（注：“贝锦”——喻诬陷他人、罗织成罪的谗言。“谋谮”——进谗言陷害。“有司”——官吏、官职各有所司。）
同日又代三兄题挽翁联：
谗先公亡公，试读寺人之诗，投畀有北，投畀有昊，继以豺虎
厄不天闻天，乃与康成以梦，今岁在辰，明岁在巳，嗟哉龙蛇
（注：上联意：谗言翁公至翁死，试目读解宫中小臣、宦官，翁公已被豺虎投给荒野了，投入苍天了，却豺虎仍继续不放过他。下联意：厄杀翁公却他声名闻于天，乃与康成——东汉末经学家成以梦，今翁逝于甲辰龙年，明年是乙巳蛇年，龙蛇怎食嗟来之食也。）
随着岁月的流逝，张謇对恩师的的怀念与日俱增。宣统三年（）正月他到北京请愿立宪，特意到东单二条胡同的翁同龢故居瞻仰一番。追寻旧时踪迹，缅怀先师当日风仪，并赋诗一首：
乌衣不复谢家堂，马粪还传旧时王。
八表风尘催日月，十年诗友入沧桑。
只因元亮当疏传，安问尚书况太常？！
说与危巢新燕子，落花啣罢已斜阳。
民国十年（）一月六日晚张謇登舟往常熟，八日特谒虞山白鸽峰翁同龢墓，拾级而上，见恩师墓台苔痕斑驳，有感于人事沧桑变幻，无限增悲。墓外高松参天翳日，湖光映林外。想到自光绪三十年别师病榻，师死仅来一吊，未能会葬，心常耿耿，屡发心而未有便，无因一拜师墓，今兹之谒，不胜悲忾！山下西侧，为恩师隐居助资建造的庐楼5间（翁自称“瓶庐”，为守口如瓶隐居茅庐之意），人去楼空关着门，小桥未剥尚可进，为念恩师，留连楼下，便让友人载酒饭于阁中。饭罢即登中峰，望江北南通五山，再次缅怀恩师之情喷涌而出：
停舆入墓庐，空庭冷花竹。
亟趋墓前拜，眦楚泪频蓄。
又诗：
云雷黪黩几乾坤，十七年来此墓门；
有地尚容埋骨硬，何天更带易名恩。
诸人宁共陶潜感，九辨惟招正则魂；
拜罢石台思待箦，松风湖石故清温。
张謇从常熟扫墓回通后，特意在南通*泥山岭建造小楼一座，“归筑斯楼，时一登眺，悲人海之波涛，感师门之风仪……名虞楼以永之，亦以示后之子孙”。张謇为虞楼题联：
山根拟改丹砂井
江上唯瞻白鹤峰
从此，张謇每上虞楼总习惯地隔江眺望常熟虞山白鹤峰，悠悠往事，谆谆教诲，阵阵思念。曾喷涌成诗“宿虞楼”等二首，诗中称：
左辟*泥岭，前邀白鹤峰。
江流分宿鹜，云气缭飞龙。
缅古遥来锡，留人旧种松。
今宵东涧月，应照墓梅（禾+农）
为瞻虞墓宿虞楼，江雾江风一片愁。
看不分明听不得，月波流过岭东头。
同年10月，张謇为修善翁师的“瓶庐”第二次过江，前往虞山，张謇又一次深切缅怀，赋诗悼念恩师：
淹回积岁心，一决向虞麓。
晨暾彻郭西，寒翠散岩壑。
夹道坟几何，鸽峰注吾嘱。
停舆入墓庐，空庭冷花竹。
亟趋墓前拜，眦楚泪频蓄。
凄惶病榻语，万古重丘岳。
抵死保傅忠，都忘编管辱。
尊驺贯大义，凝欷手牢握。
宁知三日别，待坐更不续。
期许敢或忘，文字尚负托。
平生感遇处，一一缭心曲；
缅想立朝姿，松风凛犹谡；
九原石台前，随武不可作。
张謇回家后，给翁氏后人寄去元修瓶庐，建议将翁师所存“赏赐御物陈列于楼上”供游客观瞻。
张謇对每一位老师都很敬重，从小开始懂得万事必须感恩，成才成事后仍深怀感恩之心始终关怀着老师，优秀的品行成就了他的辉煌。
村犬咬破衣伯言状元预兆，
翁师巧周旋张謇横空出世。
按照清朝制度，每逢辰、戌、丑、未年为会试年，即三年一科，故民间有“状元三年出一个”之说。但如皇帝家遇有登基、婚嫁、迎聚、寿诞等重大喜庆之事，这一年虽不是会试之年，也可由皇帝恩准再加一科，即谓“恩科”。光绪二十年（）正月，清*府决定：为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本年特开恩科会试。
正月二十五日，在江西贵溪当知县的三哥张詧被推为地方赴京筹庆随员，得悉有恩科会试一事，便去信父亲，又奉父命力劝弟弟准备赴考。
76岁的张彭年，急于亲眼看见儿子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几乎是恳求张謇第五次赴京再考，劝曰：“儿试诚苦，但儿年未老，我老而不耄，可再试一回，儿兄弟亦别久，藉此在京可二、三月聚，我心亦慰”。
翁同龢听到设恩科会试，首先想到张謇，因上次礼部会试，自己弄巧成拙错录了人家而让张謇落榜，心中总有愧疚、惋惜之感，这次机会来了，欲尽力弥补，也写信张謇力劝迎考。
张謇自32岁中举人后，十年中连考4次都名落孙山，对科举早已心灰意冷，怯于上场。只想去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也算不虚度人生，却又不敢违背父命。也忆起，无论倡导植桑养蚕、办理通海花布减捐、提倡平粜放赈、请求增加生员名额等事，都因人微言轻而事事皆难。若能考中状元，就可实践自己的抱负，开创一条救国救民之路来，张謇的眼前又呈现出一幅宏伟的美景兰图，于是决定最后再搏一次。
然而，千里进京赶考，车旅、食宿费数目很大，家境清贫何来此钱？考中自然当好，若考不取岂不又增加一大债务包袱，心想先试着筹资，筹到就考，筹不到即算了。张謇青衣小帽徒步赶去城里伯伯家借钱，尚未见面，突然窜出一犬，撕坏了张謇长衫的一爿衣角。犬虽被家人喝住。张謇顿觉不祥之兆，加上惊吓，面如土色，又见破衣多有难堪。伯伯见侄子神色紧张，便灵机一动慰勉说：“此时此刻有犬撕破人衣，好事好事。你看这一块不是像个‘爿’字吗？那一块不是像个‘犬’字吗？两字合起来不就成了一个‘状’字吗？‘窜’字下部又是两个‘中’字，真是鸿福齐天，你就要中状元啦！”众人哈哈大笑，都说讲得好！张謇知道此话有点牵强附会，可低头翻了翻那两片破布细看，也真有点儿像，也许真是如此好运，这使学富五车的张謇也凭添了几分信心。
二月十一日，张謇东借西凑了盘缠钱，穿着临行时老友沈敬夫送的皮袍，随带书籍、日用品，赴京赶考起程，十二日到达上海。十六日登上上海招商局的“新丰”轮北上启行。大海无风三尺浪，风大浪激，多有颠簸。船上巧遇老同学、通州老乡范肯堂，张謇早有“当年乡里推同辈，周（家禄）顾（锡爵）朱（铭盘）张（謇）范（肯堂）之人”诗句，人说：“人生三件乐事：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故分外高兴一路为伴。十九日船到天津外口。因水浅抛锚，第二天改在大沽港上岸，于紫竹林宿永和客栈。第二日雇了一辆骡车启行，二十三日抵达北京，寓于如泰会馆，因通州人进京城经商办事者住此居多，故也称通州会馆。当即写家信，以免家里牵挂。当天与友人晤谈，知道恩师张裕钊已于正月十五日逝世，张謇日记写道：“山颓木坏，可胜慨叹！年来师友之恸，尤伤人也。”更添几分悲怆。
张謇一进京城，心想翁师一定久盼，二十五日登门拜见翁同龢，望多加指点。
翁同龢认识张謇已久。早在年6月，张謇随庆*驻防山东蓬莱，因*务为吴长庆拟致时任左都御史的翁同龢函，就受到翁的赏识，两人对国内外形势有过讨论，看法一致，翁便认为张謇是个有用之才。张謇赴朝平乱有功，并著《善后六策》，震动朝野，他的许多观点属翁同龢的清流派，故倍受清流派及翁同龢的器重。此后，光绪十二、十五、十六、十八年，张謇四次赴京参加礼部会试，翁几次欲取他为状元，却失误不第。故见到盼望已久的张謇，分外高兴，亲起迎接。翁同龢系三朝元老、光绪帝师，这次恩科会试又被点为阅卷八大臣之一，自当对张謇“留点心”。因进士对本科主考官称谓“座师”，故张謇对翁同龢称为翁师。
相互问安后，翁师直奔正题：“皇上业已大婚，将要自主，无奈太后包揽。皇上乃当今圣明君主，老夫决意辅君兴国。我有意通过会试选拔栋梁之才。不能没有你这好帮手呀！”
张謇点点头说：“学子何尚不想为师出力、为君立基、为国效劳、为民兴业？只是不想通过科举正道以外的途径当官，取之又难求。”
翁同龢便尽力打气，“气可鼓而不可泄，要有志在必得、非我莫属的精神才能考出好名次。”
张謇听得热泪盈眶，赶速回馆，抓紧时间苦读。
三月八日进入考试场屋。“场屋”俗称“考棚”，每人一小间如“鸽棚”，其号舍屋顶盖瓦，每间隔以砖墙，无门。入场后，士人用油布为帘以防风雨。号舍高6尺，举手可及，深4尺，宽3尺。舍内东西砖墙，离地尺余向上，砌成上下两道砖缝搁板。板可抽动，日间坐下层之板，在上层写字；夜间除上层之板，按入下层，屈腿而卧。是合则为榻，分则为桌和凳。坐卧、饮食、写作，皆在于此；茶饭送至，饮食于此，极为狭窄。且有蚊咬，熏蒸烈日。巷尾有厕所，近厕号者臭气难耐。南墙根有小沟以通水道，遇雨则泞湿堪虑。考场如同牢狱。张謇就在这样简陋的斗室中度过多少次考试的多少个日日夜夜，或苦思冥想，或奋笔直书，紧张而又疲劳，呆板而又重复，常累得筋疲力尽，甚至生病。今天又来到这里，且北京天气大风燥暖，对南方人张謇更不适应。
头场得题：“达巷*人曰：‘大哉孔子’，又‘子曰道不远人’至‘忠恕违道不远’；又‘庆以地’。试贴：‘雨洗亭皋千亩绿’，得皋字。”九日晚四艺俱成，早睡。十日晨6时左右起来，不算很早，可见张謇内心的淡漠。不到中午就把卷子誊清交上，随即出场。
十一日二场，天气仍甚热。十二日晚十时左右即作成五艺：“《易》：‘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书》：‘四曰星辰’；《诗》：‘以御宾客，且以酌醴’；《礼》：‘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庞大赐遂行’；《春秋》：‘取邾田自（氵+郭）水，季孙宿如晋’。”十三日也是正午出场，都早于往年历次会试。出场时正好大雨未止，北京街道历来排水设施很差，平地水深尺，张謇泥淖没踝，尤为狼狈，到寓竟体无干处。十四日三场为策问，得题五问：“第一问诗、三礼；第二问舆图（误入分野）；第三问科举；第四问永定河工；第五问金石（杂采寿字）”。十五日也是晚十时完成卷稿。十六日誊清交卷并于正午出场，一切都显得是以平常心对待，而且傍晚就出城，并于次日将家仆先行遣回，想必又已作好旁落之心理准备。“榜发之前，不听录”，可见心绪之懒散。二十四日三哥赶来候讯。四月十二日丑刻张謇却不料闻报竟然取中第60名贡士，第一关入围，总算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与三哥忆谈父母慈恩与厚望，相向流涕，三哥寄电向家里报初试喜讯。
四月十六日复试，试题，“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之”。赋得“拂水柳花千万点”，得花字，酉初纳卷。
历来阅卷和出卷有严格规定，一到傍晚宫门便封闭落锁，御林*在外来回巡逻，以防阅卷大臣与外界通气作弊。待发榜揭晓，阅卷大臣才得出宫回家。翁同龢被“关”在皇宫内阅卷已有多天。直至第二天殿试卷子出好印好才想起复试已结束，依宪纲前10名才能参加殿试，不知张謇考分排在几位？立即小跑步赶到志锐处，下气不接上气地急问：“听说张季直的卷子在你这儿，名次可曾排定？”
正巧复试卷子在与翁同龢弟子、过从甚密、无话不谈的礼部侍郎志锐手里，回答：“好像张季直排在一等十一名，但尚未最后定夺，待各大人看后方可裁定。”
志锐有感恩师重托，事关重大，立即捧出卷子和初排名单。翁同龢毫不犹豫地拉起笔来在张謇名后名次末尾的“一”字抹去，提前一位为第十名，又将原第十名加了个“一”移后，这样张謇明天就有资格参加殿试了。下午，八位阅卷大臣讨论，翁同龢一看自己要取的学生均在十名之内，便由礼部官员通知前十名贡士明日参加殿试。
四月二十二日殿试在紫禁城保和殿举行。张謇等十名贡士各自抽签就坐于矮桌前，接过“河渠”、“经籍”、“选举”、“盐铁”四策题，按八股文要求，统统按朱子学说应对，奋笔疾书，细心应答。因规定必须在1支腊烛内考完，概不续烛，历时12小时，个个汗流浃背，手臂酸麻，精疲力尽，头昏脑涨。张謇也如此，紧张加疏忽，写错一字刮去而未补。收卷官*思永见整卷恭楷字字如样似刻，文气老到，心赞状元非他莫属也，若为一字之漏而失，实太可惜，便取笔在抬头“恩”字上刮空处给加了个“圣”字，真是一字值千金，达到了尽善尽美。翁同龢这次真是志在必得，命令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立即得出“文气甚老，字也雅，非常驻手也”的结论。
洁身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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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琴心虽迫，
却泥絮不飞。
——张謇
人非生在真空里，美羞善恶都接触。人非草木，皆有七情六欲。张謇是人不是神，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能洁身自律，行止有度。
同治十二年（）张謇随孙云锦任江宁发审局书记。次年南京惜阴、钟山两书院皆取第一名。光绪元年（）端午节，张謇与刘长蔚等5人同游江宁城西北高楼，夜游长江，只见两岸万家灯火，江上清风拂袖，给初夏带来阵阵凉爽。两人船头聊天，呤诗作对一阵后，回到舱内，临门窗而坐。
一位妙龄女郎倚船门而立，船外弯月星光与舱内红亮烛光交相辉影，如舞台上灯光师故意将女郎丰满优美的曲线影照得突显，她婀娜多姿，亭亭玉立，吸引着舱内小伙子们的眼球。刘长蔚忍不住的主动答讪：“姑娘，你怎么一人游江？”
姑娘一上船，便扫视到船头有两位年青书生，其貌不凡，便先在他们面前游晃了两回，似乎他们没在意。待他们进舱后，她在舱门外倚栏而立，舱内灯光照亮着她下摆下的秀长玉腿着实显眼，可黑暗中不知往上是美蛋还是个歪瓜蛀桃。片刻后，她似乎是因外边太凉而进舱倚门而立，选择了面对灯光、月光的最佳视角，抬头挺胸仰望弯月，耳朵却专注着他们的谈话。她那如浪起伏的丰胸、瀑布似的长发、高高的鼻梁，如张摄影家的精美作品，让人欣赏不尽。
“这姑娘大概心情不好而来江上消遣的吧？”刘长蔚的一句投石问路，让她喜出望外，娇嫡地答道：“一人寂寞，来江上观光消夜。”
刘又问：“你是江宁人吗？”
姑娘靠了过来，“非也，只是这里待久了已都熟。你们也是本地人吧？”发出银铃般的温柔声音。
张謇诚实地答道：“不，我是通州人。”
只觉一阵香风扑鼻而来，薰人心肺，刘长蔚立即让坐：“来来来，正好请您当当我们的向导。”
女郎原本“桐华女史”，即青楼女子，她一一介绍江宁的风土人情、景点风光，看来也是个玩家。那瓜子脸上，画着月牙形的细细弯眉，长长的睫毛下复盖着一对水灵灵的双眼，两颊各有一个浅小的酒窝，粉黛唇膏相间有致，短袖旗袍两条玉臂白哲细嫩，下衩高露出秀长的“水萝卜”，让人欲咬上一口。时近半夜，刘长蔚看得发呆，魂不守舍，便慷慨解囊，请上酒菜在舟中招待张謇，让姑娘一起作陪。
几杯红酒下肚，心律加速，血流涌沸，姑娘脸颊泛起阵阵红晕，开始手舞足蹈，时而故意让刘长蔚接触到那滑润的肌肤。边吃边聊，有说有笑，兴奋之中不觉东方欲晓，才依依不舍地各自归去。
张謇回去后，脑中一次次浮现出“桐华女史”的那声、那影、那笑、那香，似乎总伴着他，加之单身在宁，难免时有几分孤独。五月十三日便撰联相赠予“桐华女史”。十四日，郭笛楼来访，谈了一会儿，便同往“桐华女史”处玩，看上一眼以慰藉。
也许如人所言“智商高的人感情也丰富。”几天来，张謇连日与友人迷恋于桐花深处而难以自拔，但能始终把握住不出格的底线。又“细细想来，累累鹿鹿，荒嬉已甚。”想到为求功名冒籍之祸三年折磨岂能忘？想到离海赴宁临别时，刘逢吉告诫“不失本色，无染世途习气。”孙寿祺老师叮嘱：“出门以不失本色为戒。”想到父母为自己培育的艰辛，顿觉羞愧难以报恩。荒于嬉，岂就功名？色不绝，岂成大事？无自控，岂为人也？便立即收兵。
十月初为赵菊泉生日祝寿，张謇特从江宁回海门看望，见恩师虽脱体病但精神尚未恢复。几位同学闻讯张謇已归，便一起相会，促膝谈心。九日，一起部署菊师祝寿之事，*昏赵菊泉留饮。席散，张謇陪友人一起寻访色场吴门女史汪宝卿，女史如意相处，几个女史虽姿色平平，不足引人，张謇一行却逢场作戏直玩到四更天才返回。
第二天，众友欢聚，看完菊师后，晚上少田又置酒招待饮于金坛蕊珠女史处，女史年已花信，色仅中人，而倚门卖笑，沿如逐水杨花，无所归宿，令人感慨。更有所谓藕香女史者，则不堪寓目矣，一玩直至四更而归。
第四天晚上张謇与几个同学同访周家禄的旧相识丹阳爱珠女史，直至三更才返。连日酒食且逐色，张謇心绪纷乱。
赵菊泉得悉张謇不规，严加训示，勉励张謇要韬光养晦，勿蹈名士旧习。张謇泪滴于下，心颇不安，为恩师一片真情所感动。终于痛下决心，克制自己，决心自尊、自重、自爱，一心攻读，专心事业，决不再同流合污参与风花雪月、灯红酒绿。
第二年正月初九，张謇在茅家镇随*君俭、秦驾鳌等又同往翠云、素云等青楼女子处玩。尽管她们一个个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张謇心乱如麻，却冷若冰霜，独坐一旁。他想到赵菊泉的教诲，挚友的忠告，想到除夕讨债盈门之苦，想到壮志未酬先丧志，岂展宏图？想到家有牡丹，何为野花所诱。于是，强坐片刻后，借故先退。逃离色场，顿觉空气一片清馨。他为自己战胜诱惑而兴奋。正月十五，有感而赋《元宵吟》有云：
大人向六十，鬓发玄且苍……
我怀路修远，天津骑凤凰。
读书不盈尺，可以贡玉堂。
张謇很要朋友，时有违心地随友接触烟花女子，然而他时时提醒自己，警惕自己，把握底线，不入陷阱。并在日记中勇于揭露、反省、自我约束，以增强自身免疫力。同时也反映着，张謇是人而不是神，人是在不断修正错误、自我改造中成长成才。
去江宁前，师山书院山长孙寿祺设宴招待张謇，谈立身处世之道：“遇富贵人不患无礼，而患无体；遇贫贱人不患无恩，而患无礼。”“谓人以文字骄人，贫贱骄人，富贵骄人，虽同一可鄙，然贫贱能骄人，则不至蹈脂韦卑谄之习，虽失人而不至失已也。”令张謇倍受感动：“奖劝之恩，既周且挚。”终于在四月底五月初的科试中，经古、制艺、正、复四场均获第一名。
游子眼中泪
慈母心上血
——张謇
张謇是个远近闻名的孝子。他从小看到父母“锄火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情景，经常一起下地干活，或帮做家务。
张謇在外时间较多，每每不忘给父母写信。在江宁随吴长庆*队移驻山东；赴朝鲜身居异国他乡，却常留恋家乡，思念父母，曾写下了有名的《检衣》诗：
北风动庭树，落叶浩如雪。
游子身觉单，检衣辄呜咽。
游子还家时，襦袴垢且裂。
垢者忽以新，裂者忽已缀。
瀚期复缀斯，不闻慈母说。
游子计出门，终年十常七。
还家慈母劬，出门慈母辍。
念此心孔伤，泪下不可辍。
游子眼中泪，慈母心上血。
立下了“此后之皮骨心血，当为世界牺牲，不能复为子孙牛马。”“当以劳死，不当以逸生。”的鸿鹄大志。
张謇处处敬重孝顺父母，牢记父母教诲。光绪二年（）元宵诗云：
欢喜治酒食，奉之上高堂。
长跽颂大人，百岁恒乐康。
大人向六十，鬓发玄且苍。
期儿得一第，期儿生男祥。
一第差救贫，生男慰榆桑。
光绪三年（）春节前夕，债主盈门，张謇上典当质度债过年。正月初一，按照惯例，张謇、张詧率家人向父母拜年，初五上岳父徐家拜年，以示尊老。十一日父亲张彭年60岁生日，弟兄俩仍设法操办寿礼，连续4天宴客，以尽孝道。
光绪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母亲金氏六十大寿，张謇心想父母为自己冒籍之祸家贫拮济，再说也不该破费人家，唯有苦学成才才是最好的孝敬，待到自己功名成就之时再大庆也不迟，但又不能不表示，于是严诫谢客，仅置酒食招待戚族子侄，其余一概免贺。众人称赞张謇兄弟：“汝兄弟勉学为好人，使人归美父母，胜于俗之称寿万万。”
光绪五年（）正月十七日，张謇在江宁吴长庆处正繁忙公务，得家书知张詧生子张慰祖，家中极窘。又知自己托束纶所携带的家书、桃桂、高丽参等皆丢失，实感可惜又无奈，只得节衣缩食，再寄常乐家中银30两。
光绪六年（）正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父张彭年因金氏夫人去世而悲伤过度，患病卧床，张謇与哥张詧日夜侍候于侧，10日方痊愈。
光绪八年（）六月初十，张謇在江宁孙云锦属下致函常乐家中并银50元。
光绪十二年（）大年初一，张謇因奉天试在京未归过年，为父亲南向叩头祝寿。
光绪十三年（），张謇赴河南开封*河决口治水，南返临行前，特购皮褂一件以孝敬老父。
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五起，父卧病在床，张謇请医生，与张警侍候10昼夜。年父病，张謇在旁尽孝侍候入微。
光绪二十年（）五月张謇刚中状元，正值日本侵朝局势日趋严重之时，十六日得家讯，大人病重，饮食未复元，精神益不如前。且此时家中仅存妇女。然兵讯未解，形势不便离京，正是忠孝不可两全也。十七日晚，张謇为父卜卦，得“葬日、拟墓址”。九月十八日，果真接到父张彭年十七日病逝急电，他悲恸异常，循例守制，离职回籍。二十日张謇启行，在天津与叔兄两人会合。二十七日取道上海抵常乐家中，入家门伏地恸绝：“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亲之终？”“不堪重忆科名事，宫锦还家变雪衣！”十一月十五、十六日受吊。十二月十九日启殡，权厝于外曾祖墓侧。十二月二十八日，张謇为父去世百日，于家中剃发设祭。户庭几筵，贫迫弥甚，约略所贷，一岁之中几及花银余。张謇从21岁开始记日记，一生未断，唯独父亲逝后的余天中，触绪增恸意绪慌忽，亦无日记，足见其悲痛至绝。老父一生勤劳艰苦，待到好日子来临，尚未看到儿之大业，却走了。悲哉！悲哉！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张謇抵通州，选定城东南王字河东为父张彭年与嗣母葛氏墓地，料理租地、修墓事务。此后，张謇每年春天，奔波于常乐、南通、西亭祭祖、扫墓。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张謇家中还负债七千余元，想到这些多为自己而负债，父亲有志未竟，理当父债子还。张謇便在家祭时向父亲陈告：“必以二年内解决，以还父志遗愿。”
十九世纪末，张謇先生为植棉以解决大生纱厂原料之不足，而创办全国首家通海垦牧公司。而新垦之地种植的大麦、高梁又是酿制曲酒的原料。由是而创办颐生酒厂。年，该厂所出产的茵陈酒在著名的意大利米兰世博会荣获金奖，开创中国产品在世博会获得最高奖级之先河。
颐生者，犹养生也。典出晋郭元祖《列仙传·方回》：“方回颐生，隐身五祚。”宋陆游有《道室杂咏》诗：“白头始悟颐生妙，尽在《*庭》两卷中。”《*庭》即《*庭经》。
当年张謇先生曾自撰自书颐生酒厂厂联：“有秫足供彭泽酿，如茶能表洞庭春。”此外彭泽，指“造饮辄尽，期在心醇（陶潜《五柳先生传》）”的曾为彭泽令的陶渊明。王勃笔下的“气凌彭泽之樽”（《滕王阁序》）。洞庭春即苏轼《洞庭春色赋》序中的“安定郡王以*柑酿酒，名之洞庭春以。”也省作洞庭春。由厂联豪语可窥先生胸臆。“有秫足供彭泽酿”句，此之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的“无酒难供陶令饮”，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年颐生酒厂的佳酿中，尤以茵陈酒为最。茵陈即李时珍《本草纲目·茵陈蒿》引陈藏器曰：“此虽蒿草，终冬不死，更因旧苗而生，故名茵陈，后加蒿字耳。”杜甫有《陪郑广良游何将*山林》诗：“棘树寒云色，茵陈春藕香。”苏轼《元日过丹阳明日立春寄鲁元翰诗》：“堆盘红镂细茵陈，巧与椒花两斗新。”明王世贞《散句》：“坐来薜荔时添润，斋里茵陈尚送香。”老舍先生笔下钱先生自己泡制的茵陈酒“浅绿，清亮，像翡翠似的。”（《四世同堂》五）
颐生茵陈酒选料考究，工艺精到，以四川茵陈草，西藏红花，广东陈皮及佛手，岱岱花菜道地药材的浸泡液，拌以适量绵白糖酿制而成，经长期窖藏，色泽杏*，醇和绵甜，回气生香，且有健脾胃，舒筋骨等妙用，无怪乎茵陈美酒醉了老外评委。
在当年国内诸多名酒中，颐生茵陈酒只能算作小字辈。君不见，清道光年间，有人诗赞起于明嘉靖年间的贵州“茅台香酿酽于油，三五呼朋买小舟。醉倒绿波人不起，老渔唤醒月斜钩。”茅台酒被誉为“国酒”。再如，唐代著名诗人杜牧那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名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相传那是指南北朝以来杏花村那享有甘泉佳酿之美誉的山西汾酒。只可惜早出生的茅台与汾酒迟至１９１５、１９１６年才先后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金奖。这就是说要比晚出生的茵陈酒迟入世九至十个年头。是张謇先生的超人胆识和开拓精神，才使名不见经传的茵陈美酒后来居上，率先走向世界而且获得殊荣。张謇先生为海门，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誉和尊严。
关于１９０６年之米兰世博会赛事，时为三品衔、商部头等顾问官的张謇先生，在《意大利万国博览会纪略调查欧西实业纪要序》中说：“朝廷重意公使之请，诏各省工商人等备品赴赛。商部以謇方经营江浙渔业公司，令以渔事往……部臣复咨商沿海七省督抚汇筹赴赛之费。”据张謇先生了解，“各国赛会派遣大臣，必赉重资往，多或百万，少亦数十万。”但满清*府并不重视此举。“徒以公司承办，由商而不由官……”先生在《日记》中写道：“而*府不筹一钱也。责之未成立之渔业公司，百计绸缪，合沿海七省仅筹二万五千金。”个中艰辛可想而知。所幸“海观有同志。”是“同志”鼎力相助，才使张謇得以完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举。海观姓袁，廉访也，即按察使，与张謇相交甚笃。
早在１９０３年，张謇先生应邀东渡扶桑，赴参观在大阪举行的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之机，作为期七十天的考察，写下了著名的、细致翔实的《癸卯东游日记》。他认为：“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则退，更无中立，日人知之。”其实，知之者，亦张謇本人也。他深受日本商业学校门榜“世界我市场”之启发，所以十分看重世博会，他欲“取夷长技”为我所用，并争取以中国产品占领世界市场也。
“张謇本是天子门生，翰苑清品。但他却视官爵如过眼烟云。在洋货横流、利权外溢、官益贪国亦贫之际，以全部精力创办新式实业与教育，与列强进行商战，锲而不舍，鞠躬尽瘁。”张謇先生强烈的爱国热诚，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振兴中华的鸿鹄之志，堪为后世楷模！
年夏天，张謇闲居在家的时候，替两江总督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提出了“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张随即调任湖广总督，授意他在南通筹办一个纱厂。“状元办厂”当时是个新鲜事，除了他，只有苏州状元陆润庠在年办了苏纶纱厂、丝厂。此时，离甲午战败已有一年，《马关条约》也签定了，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厂，对中国人是个大大的刺激。尽管在这之前外国资本在华投资的企业已有不少。
当年12月，张之洞正式委任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张謇在上海、南通、海门奔走几个月，包括老朋友沈敬夫在内，有6个关庄布商、花布商和买办愿意和他一起集股办厂，分别叫“沪董”和“通董”。在唐闸选定厂址之后，他取了厂名，“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一句。
最初，张謇和“通、沪六董”商定办一个2万锭的纱丝厂（后来确定叫纱厂），“沪董”筹集40万两，“通董”筹集20万两。最早的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就是六董联名公布的，他们分析了在南通办厂的利人利己之处，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股，每股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以2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认购，结果应者寥寥，招股很不理想。
这样一来，所谓的“官招商办”这一步走不通了。年12月6日，以江宁商务局名义与通州大生纱厂签定“官商合办”条约，第一条规定将南洋纺织局现有纱机多锭连同全副锅炉引擎，折价官股50万两规银投资大生，沈敬夫等6董都在合同上签了字。说是“官商合办”，官方提供的只是一批积压已久的机器，并没有现金，大生要另外筹集50万两商股，建厂房、收原料及作为营运资本。年，大生重订集股章程，向社会招股50万两，分0股，还是进展不顺，上海方面只收到2万两，南通也不足6万两，离目标实在太远。
在新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的过问下，这年8月11日，张謇和官商盛宣怀达成《通沪纱厂合办约款》，4万多锭官机对分，张謇领的一半作价25万两做为大生的官股（盛领的一半另在上海浦东办一家纱厂），大生的股本25万两也由神通广大的盛氏帮助筹集，这一条款白纸黑字写在合同上，签名的除了他们两人，还有见证人郑孝胥、何眉生。8月16日，江宁商务局和张、盛三方签署合同，张、盛分别在通、沪设厂。合同迄今还保存在大生档案中。可以说，到这一年，大生纱厂的筹办才进入实质性阶段。9月26日，“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开始发行，署名是“经理通州纱厂张季直”，因为盛宣怀承诺帮助筹资，所以票面上还印有他的头衔姓氏。当年10月17日，2万多锭官机由*舰运到南通，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擦锈就花去两。前来安装的英国工程师说，从来没看见过损坏成这样的机器。
盛宣怀承诺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张謇写了无数告急之书，几乎字字有泪，到最后一分也没有兑现。张謇大为恼火，一直不能原谅盛的言而无信。
在筹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最初的“通沪六董”中有人退出，有人因集股不力被撤，又吸收了几个人进来，最后参与建厂的4个通董比较得力，除了关庄布商沈敬夫，还包括木材商高清、典当商蒋书箴等，在唐闸买下厂基之后，他们垫出部分股金做建筑费，着手建厂。那个时代，人们对办新式企业没有认识，有了余钱或者买地，或者投入传统的典当、钱庄等熟悉可靠的行业去。办新式工厂集股困难重重，他们连当地慈善团体、道观有限的一点资金也吸收了，有时凑不了一股[两]，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两，半股都不够，只能算作存款。集股之难，可以想见。
大生直到开机时，招股一直不顺，实收资本不足20万两，买地、建厂房，加上支付官利等其他开支，已用去19万两多，资金耗尽，每天仅收棉花一项就要1万多现金，只有靠借债一条路，可就是借债也难乎其难，无奈只有“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因为没有流动资金，张謇一度想按50万两股本、年息8厘把厂租给朱幼鸿、严信厚，只是两人贪心太重、一再压价，没有谈成。）
大生开机前后，张謇几乎天天在过“年三十夜”。他在外地，每次接到沈敬夫的告急信一筹莫展，不时在日记中感叹“通厂筹款，垂成而败”、“通厂筹款迄不谐”。他当时多数时间在南京主持文正书院，靠这份薪水养家，筹办的四年多时间，他未用过大生的一分钱，其他几个董事也是。他在上海奔走，最艰难的时候，旅费无着，“常常跑到*浦滩对天长叹，看江也是长叹，眼睛里泪同潮水一样涌出来。有时候旅费不够，也卖过好几回的字，厂款分文不去动用。”
年，张謇接连接到翰林院催他回京的三封函电，他曾写信对好友沈曾植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年他到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赶上恩师翁同龢被罢官，官场险恶难测，想起甲午年在大雨中跪迎慈禧太后那一幕，更是心寒。那一回，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进宫，恰逢暴雨，路面积水一二尺，文武百官都出城迎驾，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七八十岁的老臣。慈禧乘轿子经过时，视若无物。这件事给他很大的震撼，读书致仕，身居庙堂，难道就是做叩头虫吗？此次南下，他决心远离官场，“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实业的路无论多难，也要咬牙坚持下来。十多年后，他在年冬天对刘厚生说：“我早已想到假如我到北京做官，当然一无所成。”
没有想到，大生纱厂开机第一年就赢利了，在支付了官股、商股的四万多两官利后，还有多两余利。这一年虽然有八国联*进京，棉纱市场也受到影响。但天助张謇，大生熬过了严寒的冬天。原来收不起来的商股收齐了，当初写信给两江总督刘坤一诬告“张謇乱要钱，大帅勿为所蒙，厂在哪里，哪有此事”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主动入股一万两。从此以后，大生几乎年年赢利。年外纱倾销，上海各纱厂都受挫，大生不仅获利，而且继续扩大规模，添了2万多纱锭，光是年这一年就“赚回了半个厂”，这一年虽发生了日俄战争，但南通销往东北的关庄布在万匹以上。大生开足马力，日夜出纱，以满足当地织户需要。
大生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南通一带的气候、土壤都适合棉花生长，向来有“种棉卖钱，胜过种稻贩盐”的说法。因为靠近原料产地，大生可以用优惠价格在本地收到最优质的棉花。很多年后，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学生参观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时看到，棉花交易以通州花为标准。大生利用地利，自己设门庄、分庄，还委托抄庄、下庄代收棉花，布下一张天罗地网。张謇和几个董事都出生农家，从小熟悉棉花的生长规律、年成丰歉，每当白露前后，外地“客庄”到来之前，他们就已派人到棉田去估计当年棉花产量等情况，做出相应的收花*策，或先发制人，或后发制人，或人舍我取，对本地棉花行情有很强的驾驭能力。
南通的工资比上海等地要低得多，成人熟手每天工资最多1角（全国工人平均日工资要1.5到2角），固定工人两周发一次，学徒、职员一个月发一次。这样的廉价劳动力可遇而不可求。
南通地处长江北岸，在长江口和大海之间，三面环水，形似半岛，地理位置独特，战争一般不大会波及这里。产品可以就地消化，不用外销，南通以关庄布（也叫通州大布）驰名，这种手工织布结实、耐穿、御寒，深受东北人欢迎，织布需要大量比手纺纱合用的机纱。何况机器纺纱，一个工人可以抵得上五六十个巧妇。纺织专家李升伯说：“我发现南通的棉花是世界上最清洁干净的棉花，南通最著名的用12支粗纱织制的土布，是世界上最坚韧结实而且光滑滋润的布匹。”大生的机纱受本地市场青睐是可想而知的。在水陆交通都很方便的三圩镇等处，张謇安排开设了大生的零销点，直接出售小包棉纱，价格优惠，不按上海市场价。大生初创时的几个董事如沈敬夫、刘桂馨等本身就是关庄布巨头，都有传统商业经营的经验，重视经营，所以大生产品几乎不用考虑对外开拓市场，满足本地市场就已够它忙的。这是地利，在很长时间内都支撑着大生的兴旺。当然，利同时也是弊，使大生一直没有能建立起一个外部市场，进入竞争状态，本地市场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引发危机。
大生在企业管理上形成了制度化，早在开机前，张謇执笔的《厂约》就对自己和几个董事做了分工，各人职责明确，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有具体规定，每天下午两点各部门主管举行例会，有什么问题及时在这个会上讨论解决。有研究表明，他那时就有成本控制思想，认为不减轻成本，不能和外国进口产品竞争。
《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规矩多达条，在当时，这恐怕已是中国人自办企业能达到的最高水准。
长期研究大生档案的肖正德说，大生企业有老职员回忆，他们发信、写便函、记帐，对用笔、用纸、用墨和书写格式都有严格的规定。保留至今的大生会计档案，百年后仍字迹清晰。
另一个不能遗漏的因素就是张謇个人的影响。张謇事实上已和大生合为一体，不可分割。作为股份制企业的大生纱厂，虽有官股，但官股只拿官利、分红，并不干涉厂务。所以，张謇不认为这是“官商合办”，他自己叫做“绅领商办”[或“绅督商办”]，身为总理，他个人虽也是股东之一，但股金不过区区2千两（在全部资本中只占0.4%），而且当时只交出了两，另外两还是沈敬夫帮他垫的。他在大生的权威从来都不是靠资本，靠股份，而是他的状元头衔、人脉资源，他以士绅身份，居官商之间，负责全权办厂，这是他独有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官替代不了他，单纯的商也不可能替代他。张謇与周学熙曾被合称为“南张北周”，但又和周不一样，《剑桥晚清中国史》中有一句话：“在周学熙恋栈官位时，张謇已辞去了一切公职。这个决定不是轻易作出的。”
早在年，海门县就修筑过苏北腹地最早的一段铁路——青三铁路，是我国早期的实业家张謇修筑的。
年，张謇在建成第一个实业工厂——大生纱厂以后，丰厚的利润使他于年在崇明处沙（今启东境内）创建了大生二厂。年又在海门办起了第三个纱厂——大生三厂。张謇修筑青三铁路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为大生三厂打通进销通道。海门与上海一江之隔，张謇办厂主要是借坐上海的通商口岸，因此必须打通上海的通道。根据当时上海的实际情况，最可行的通道是长江，但大生三厂离长江边的青龙港还有7公里。大生三厂本来可以建在长江边的青龙港，但由于这里岸线不稳定时塌时涨，只得建在离青龙港北约7公时里的陈昌球湾。建厂时是一片荒地，陆路不通，水路也不通。在没有公路，没有载重卡车的情况下，陆路通道的最佳选择是火车。
二是为大生三厂考虑运煤通道。当时海门仅有一台18千瓦的柴油发电机组供应照明用电，根本不能满足大生三厂多千瓦时的用电需求，所以大生纱厂必须自发电。发电需要的大量原煤经由长江运到青龙港，再转运到厂区。如果人挑肩扛，成本太大，因此需要比较先进的运输工具。
三是自办铁路的一种尝试。——年间，因为当时的铁路管理权控制在洋人手里，张謇积极参加了沪宁、沪杭甬铁路路权的保卫和收回运动，他作为江苏铁路公司的总协理，还规划了江苏全省的铁路工程，并亲自领导了清江浦（今淮安市）至徐州的铁路建设。可惜的是由于清*府的软弱和腐败，一时轰轰烈烈的铁路权收回和建设运动未能取得成功，因此铺设青三铁路是张謇对自办铁路的一种尝试。
据《海门县志》记载，青三铁路始筑于年初，次年6月筑成，全长6.5公里，占地80亩，铁轨为25英寸工字钢，枕木为硬杂木。火车牵引备有二个蒸汽机车机头，一个在青龙港，一个在三厂。车厢共有10节，其中8节为货车车厢，2节为客运车厢，每节货车车厢可载货5吨每节客车车厢可载客50人火车时速为15-20公里。火车班次根据运量而定，年货运量约为3万吨。
小铁路的建设为大生三厂的生产和青龙港的繁荣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据《大生系统企业史》资料记载，年大生三厂的固定资产就已达万两（时一厂为万两，二厂为万两），布机台（时一厂为台），二厂为台，利润为3.4万两，（时一厂亏39万两，二厂亏31万两）。至年张謇逝世时，在一厂、二厂继续大量亏损的情况下，三厂一直保持较好盈利，其中年盈利13.1万两，年盈利10.4万两。
青龙港原是海门长江岸边通往上海的8个小港之一，小火车通行后迅速变为海门及周边地区通往上海和苏南地区的主要港口，年货运量在百万吨、年客运量在百万人次以上。
由于青龙港岸线多次坍塌，港口亦多次北移。小铁路也逐渐拆短。解放后大生三厂纳入计划经济轨道，原材料和产品由南通统一调拨，不再通过上海口岸。南通天生港发电厂也直接向大生三厂供电。小火车失去存在意义，于8年12月拆除，拆除时铁路全长为5.5公里，路基占地64亩。小铁路尽管已不存在，但张謇自办铁路的成功尝试将永远载入史册。
在近代中国渔业发展历史上，张謇可谓是倡导和推动渔业近代化的“第一人”。
渔业的近代化首先是工业革命成果应用于渔业生产，亦即机轮拖网、灯光围网应用于渔业捕捞，生物科技应用于渔业养殖，工业加工工艺应用于渔产品加工，以及机械化设备应用于渔业港口等，其标志是年英国发明轮船拖网技术。中国渔业的近代化则肇端于光绪三十年三月（年4月）清廷批准在籍翰林院修撰张謇通过商部附奏的《条陈渔业公司办法》，以及同年六月（8月）在张謇创设江浙渔业公司之时借用官款购进中国第一艘近代拖网渔轮——“福海号”，可以说与近代列强各国基本同步。
海权问题可谓是近代中国的一场梦魇。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未脱“兴渔盐之利”、“通舟楫之便”的传统海洋观，不具备近代意义上以海洋*事实力“统治着海洋或部分海洋”并控制“和平贸易与航运”为基本准则的海权思想及制海权实践。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通过迅速发展海*力量逐步把握制海权，更由海洋向大陆（朝鲜、中国）发动*事侵略并取得节节胜利，这种残酷的现实让包括张謇在内的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转变了传统的海洋观。
以张謇、陈季同等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界精英认识到：“海权界以领海界为限，领海界以向来渔业所至为限”，而“领海界大约以近海、远洋为分别，近海为本国自有之权，远洋为各国公共之路”，那么，“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渔业盛则渔界益明，渔民附则海权益固。”
张謇出生、成长于江海之滨，明清时期江北通海一带吕泗渔场、长江口渔场及北面海州渔场日渐发达，每至鱼汛之期，渔船、商船云集。因而，张謇对传统的渔业捕捞和渔民生活等情况也比较熟悉，并且在早年他还参与过一些帮助*府组织渔民的事务。比如，光绪十年（年），清*府下诏在沿海沿江各处建立渔团，张謇积极响应，在“通海办滨海渔团”；光绪二十一年（年），他应张之洞委派在通海办理团练，曾积极组织当地农民、渔户进行武装训练。而基于乡土的体验，他也认识到：“中国滨海之业，鱼盐并称”，但传统渔业又十分落后。一方面，渔民捕捞、加工水产品的生产技术陈旧落后，且即无资本又无组织。另一方面渔民饱受厘捐杂税盘剥，多为“穷海荒岛之民”，生活艰辛困苦。
与创办各项实业、教育事业一样，张謇推进渔业近代化的进程同样是“更历艰阻，殆难数计”。故此，他不得不周旋于朝廷、商部、督抚及盐道、关道之间，不得不游说于乡绅、买办及渔商、渔头之间，更不得不设法解除渔民的误解，设法以利诱导之。直至年去世之前的一、二年间，张謇仍为渔业公司偿还*府的垫款及“官商互争渔轮”等事宜反复致函协商。
年，张謇作为中国实业界的代表，受日本驻江宁领事之邀，以非官方的身份自费至日本参观其第五次国内劝业会，并考察实业、教育。他也在参观博览会“通运馆”时发现日人在制作台湾模型时“并我福建诸海口绘入，其志以*色，亦与台湾同”，这种侵占中国制海权的意图引起了张謇的警惕。对日本的实地考察除了让张謇感觉到一国渔业和航*的重要。于是，他一回国，就于七月在吕四创办了一个规模很小的试验性的渔业公司，其“宗旨是把当地渔人和渔商团结起来，改良他们的用具及方法”。
年，振兴渔业的事业得到了最高统治当局的认可和支持，商部批准张謇“在江北一带招集商股”，试办渔业公司，张謇“定咨复南洋鱼业公司办法”，即后报刊所载之《商部头等顾问官张殿撰謇咨呈两江总督魏议创南洋鱼（渔）业公司文》。咨文中，张謇建议以江浙两省集股45万两为先导，成立“南洋渔业总公司”，拨垫官款为公司购买德国渔轮“万格罗”号，并拟请国家特设“专管渔*之官”。[16]六月二十九日（8月10日），新委派的江浙渔业公司总董、浙江镇海富商、捐班知府樊棻在张謇、袁树勋陪同下与上海荣华洋行、捷成洋行代表签订以银40两购买“万格罗号”的合同，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8月22日至8月25日），江浙渔业公司查收“万格罗号”并改名为“福海号”。同时，张謇就渔业监督、渔业腌切盐税和筹拨官款垫付购船费等问题与南洋大臣、商部往复函商。七月十二日，张謇改定江浙渔业公司集股启事及章程；九月初一日，江浙渔业公司正式开办。
十月，为帮助渔民“捍御寇盗，救护风险”，并挽回以往渔船改挂洋旗造成的国家主权和渔民利益的损失，渔业公司总董樊棻通过苏松太道袁树勋批准，组织“江浙渔业公司鱼（渔）会”附入渔业公司，从而扩大了渔业公司的基础。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兵战”思想随之产生。当洋务运动由*用工业发展到民用工业的时候，“兵战”思想开始被“商战”所代替。甲午战后，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振兴实业的重要性。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使农业的重要性开始受到重视。
年，张謇在《请兴农会奏》中对农工商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界定，认为在农工商三者中，农业是基础，是工商业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他说：“立国之本不在兵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应之势，理有固然”(《张季子九录实业录》)。而且鉴于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张謇对农业生产的强调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对农业的整顿，而认为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农业进行改造，将是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他指出：“近日上海设立农务会，传译东西洋农报农书，未始非中国农业大兴之兆”。要求光绪皇帝在各省“专派一人，主持其事，设立学堂，讲求土宜物性”。
张謇的这种态度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们观念上的转变，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地位以及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逐渐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年上海就成立了农学会，宗旨是研究农艺，并在次年创办了《农学报》，宣传、推广农业知识。年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亦下诏，要求各地以新知识，新方法为手段，发展农业生产。如果说19世纪末还只是少数有识之士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那么经历了庚子之役的重创，社会各界对振兴农业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年由张之洞主稿、绅商参与拟稿润色、刘坤一领衔，并成为清末改革纲领性文件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对农业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三折》明确指出：“中国以农立国……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所运，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改”。它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气候条件也适合农业发展，应将农业放在首位，并提出了几项措施：
其一、发展农业教育，培养农业人才。“欲修农改，必先兴农学”。
其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鼓励官绅率先试办，以开化社会风气。“各省先将农学诸书广为译刻，分发通省州县，由省城农务总局将农务书所载各法，本省所宜何物，择要指出，令州县体察本地情形，劝谕绅董，依法试种，年终按照饬办门目，填注一册，土俗何种相宜，何法已能仿行，何项收成最旺，通禀上司，刊布周知，有效者奖，捏报者黜”。并从财改上为生产技术的推广使用创造条件。“将各种新器发给通省，令民间试办，先则概不取价，有效则略举，价值务令极廉”。
其三、建立农业领导机构，发挥国家*权在经济建设中的功能。“在京专设一农改大臣，掌考求督农课桑之事，宜立衙门，颁印信，作额缺，不宜令他官兼之，以昭示国家敦本重农之意”。在各省省城设立农务总局，府州县设立劝农局。
其四、鼓励垦荒，发展近代大农场。《三折》对农业改革的意见反映了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立足于从农业近代化的角度解决传统农业中存在的问题，这不仅是观念上的突破，而且也找到了农业问题的症结所在。清末的农业改革大体上按照《三折》设计的轨道运作。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思潮的走向看，它认为，实业的振兴是国家振兴的基石，而农业又是基础之基础，故必须大力发展。当然，这时期对农业的重视与传统的重本抑末已有本质的区别，它不是抑制，而是力图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是从推动工商业发展的角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这是时代主题在社会思潮中的反映，也是这时期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所在。
近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不仅使西方农业取得了重大进步，也体现了农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清末新*时期的农业改革即是与世界潮流接轨，以近代科学技术为手段，讲求土性辨别、品种改良，尤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农业组织的建立，以将农业推向一个新台阶。
近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运用，相应的它对于人才的需求也就非常迫切。对农业人才的培养和强调是这时期农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特色。创办实业学堂，鼓励留学，建立艺徒学堂、半日学堂是清末发展农业教育的主要举措。从其构思看，它不仅侧重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也注重使一般民众掌握粗浅知识。当时人认为，农业的衰落，其根源在于“乡民务农，而不知农之有学”。从而不仅制约了农业的发展，也导致了农民的贫困，形成恶性循环。鉴于此，在年颁行的《通行各省举办实业学堂文》中，清*府要求各地在筹设中等、初等实业学堂的同时，还必须多设艺徒学堂，“收招贫民子弟，课以粗浅技术，俾得有谋生之资……，务使全国人民知求学即所以谋生，欲得生，必先求学，庶国民不致视求学为高远难能之事，而各能自振其业”。
品种改良是这时期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当时情况看，搜集、引进和培育良种及其裁培实验，主要有两方面的目的：其一、提高产量。其二、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优质原料，以便工业品在与洋货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以棉花为例，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种植的棉花由于棉种优良，种植得法，中国棉在与洋棉的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年中国出口棉花两，到年就降至29236两。中国棉花质量的低劣不仅影响了棉花的出口，也影响了棉纺织品与洋货的竞争。鉴于棉纺织品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引进、改良棉种的必要。年10月农工商部成立了劝工陈列所，将各地的农产品陈列其中，以便比较、采择。在年开办的有大部分省份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参加的南洋劝业会上，在首先开设的教育、工艺、器械、卫生、武备、农业六馆中，农业馆即是其中之一，可见社会各界对品种改良的重视。农事试验场的设立品种的引进和改良，土壤的调查和检测等都须首先进行试验，然后逐渐推广使用，农事试验场的设立应运而生。
农垦公司的建立则表明了传统经营思路的开始转变。从世界范围看，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府确立了土地私有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经营，从而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日本近代化的成功，除了其它原因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农业资本主义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市场和原料。随着新*时期农业改革的展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垦公司开始出现。
近代农业的发展，需要以科学技术作为动力，也需要*府的有效领导和社会的联络组织，从而在资金、人力筹资源方面取得优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的建立即是这一需要的体现。年成立的商部虽然是从总体上负责经济*策的制定和贯彻实施，但农业问题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年商部扩充为农工商部后，农业更被放在首位。为发挥集体的优势，年底农工商部奏请在各省省城和府厅州县设立农务总会和分会。农工商部指出，建立农会有利于开通知识、改良种植、联合社会。农工商部的奏请很快得到清廷的批准。实际上早在谕旨颁布前，有的地方便根据形势的需要，自发成立了农会。
以近代科学技术为手段改造传统农业的呼声虽在19世纪末就开始出现，但大规模有组织的实施却是在清末新改时期，由于*府的支持鼓励和绅商的积极参与，清末的农业改革在农业学堂和农事试验场、品种的引进和培育以及土性辨别等方面都取得了初步成绩，从而出现了一丝中国农业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曙光。农业学堂从无到有，获得一定的发展，其中江苏、湖北、山东、直隶等省成绩较为显著。到年全国共有高等农业学堂5所，学生人，中等农业学堂31所，学生人，初等农业学堂59所，学生人。到辛亥革命前夕，全国约有农业学堂总数所左右。农业教育的发展初步满足了农业改革对人才的需求，也开始使农业知识初步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农业改革是一项庞大工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清末新*仅存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府的垮台，清末新*随之终结，因而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不论怎样，清末农业改革的发生表明它已将改革的触角伸向最基本也是丞需改革的行业上，它开启了中国农业近代化的历程。
年，张謇等发起组建了“南通州商务总会”，因稍早于同年成立的上海商业公文公所，南通州商务总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商会。年9月，通州、崇明、海门3县工商代表在南通州商务总会基础上成立了“通崇海花布商务总会”，张謇叔兄张詧、刘桂馨分任总理和协理。不久，联合通属之泰兴、如皋等县，先后设立分会，嗣扬属泰州东乡姜堰商务分会亦归附于通……泰兴、如皋及泰州姜堰镇各分会均隶属于该总会。年3月，通崇海花布商务总会改称“通崇海商务总会”。年8月，再改称“通崇海泰商务总会”，所辖分会遍及南通、海门、如皋、崇明、泰州、姜堰、海安、东台等地，会员达数万人。
清末江苏商会多为“官督商办”，表面由民间工商业者筹建，实际上是受到官府的多方管制。当时，按经济地位或繁盛程度商会分为三个层次：省城和繁华通商口岸城市设立的商务总会（民国后改称总商会）；“商务稍次”州县设立的商务分会（民国后统称商会）；部分经济发达的乡镇设立商务分所。年3月，清商部为江苏商会隶属关系致函苏州商务总会：“兹姑就行*区域参合形势利便之外，略为分配：其苏、松、常、镇四府，太仓一直隶州等处分会，酌隶苏州或上海商务总会；江、淮、扬、徐四府，海州一直隶州等处分会，权隶江宁商务总会；通州、祟明、海门等处花布分会，仍隶通崇海花业商务总会。以后如有因地制宜之处，不妨随时酌定，以期变通尽利。
总之，总、分会之实质在联络，不在统辖，非地方隶属*体可比。”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和商务分所形成纵向的联系系统，商务分会如遇重大商事讼案，常送交商务总会评判。年6月，为了统一领导江苏全省的裁厘认捐括动，江苏地区25个商务总分会齐集上海，成立了“苏属商会联合会”，以“公议关系苏属之商务事宜，研究商业之进步为宗旨。”民国后，江苏商会组织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商会及会员数也不断增加。年，江苏有商会72家，会员有人，至年时，商会已有76家，会员达到人。
新式商会的主要职能包括：
商情调查。年，江宁商务总会总理刘世珩向商部报称：“江宁为省会之区，市廛栉比，商贾云兴，凡欲实行保商之*，非将各行业详细调查，编列商册,不足以便稽查而周保护。是以议员于光绪三十年曾将省城内外大小各宗行业牌号调查实数，计行业一百零八类，铺户五千三百三十二家，即经缮具清册，呈送在案。……兹届光绪三十一年终应行申报之期，所有宁垣内外大小各宗商业计查有一百十七类，共计铺户五千四百十七家。”
调处商事纠纷并维护工商业户权益。清末各地商会附设商事裁判所，专理商事纠纷。民国初，各商会附设商务公断处。年，江苏高淳、六合、吴江、太仓、吴县、宝应、泰县、东台、徐州等地商会均设有商务公断处，江苏是当时全国设立商事公断处最多的省份。
参与城市市容卫生、消防、治安、救灾等社会公益事业。清末，苏州、无锡、镇江、常州、南通等地还组建了由商会控制的商人武装组织—商团。辛亥革命前后，*局动荡，江苏的商团武装对于维护社会安定发挥了积极作用。通州光复后，沿江戒严，通崇海泰商务总会辖属的商团武装辅助地方*警维持地方治安，日间各营本业，夜间驻宿商会，分为上、下半夜两班，出发巡逻，与*警议定地点，分任防卫，以维秩序。
兴办实业教育。江苏商会为振兴工商业以兴商学、开商智为先河，积极创办各类新式学堂，传授新式工商业知识和技能，培养“商战”所需的各类专业人才，所授科目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读经、英文、音乐、手工、簿记等。
综上，张謇发起成立的新式商会，不仅调解当地了商事纠纷、维护工商业户权益，而且兴办了社会各类公益事业，对促进江苏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吃尽千般苦五年盐改，
吕四真梁盐世博获奖。
——张謇
张謇早就熟读《盐铁论》、《两淮盐法志》，对盐有所研究，故年殿试“盐铁”切中时弊，独占高评。在计划通海垦牧时，他发现盐与垦的矛盾，盐*不易，垦荒也难，而盐有害于垦。深知“近利而右可久者，盐也；久利而不能速效者，垦也；舍近利而求速效者，今盐垦也。”他在
